本書是敘述清代雍正、乾隆皇帝的大國師–章嘉‧若必多吉其傳奇性的一生，章嘉活佛不僅在佛學方面有深的造詣，並精通漢、蒙、滿、藏等多種語言，且奉皇帝之命，將藏文《甘珠爾》大藏經，譯成滿文，在清朝藏傳佛教中，他是非常重要且傑出的高僧。
研讀本書，不僅可以使我們親體一位藏傳佛教大師一生的修行風範，同時也能對當時藏傳佛教的歷史、藝術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
本書講述清代雍正、乾隆皇帝的大國師章嘉‧若必多吉一生的事跡，是他的弟子土觀活佛洛桑卻吉尼瑪所著。章嘉‧若必多吉在清宮生活60年，幼時曾與乾隆同窗讀書，後來是乾隆修持佛法的上師，他長期負責北京、承德、五臺山以及內蒙古四十九旗的藏傳佛教事務，並與七世達賴喇嘛等西藏政教領袖有密切關係，是乾隆皇帝最為信任的辦理蒙藏事務的高參。
清朝宮廷中的藏傳佛教的活動，雖然在正史中有大量事務性的記載，但是總難使人明白其綱要，本書以章嘉‧若必多吉為線索，將清宮中的藏傳佛教狀況和盤托出，是最為難得的系統資料，是研究清代藏傳佛教歷史者不可不讀的典籍。章嘉‧若必多吉又是當時建寺、造像、度僧、舉行大型法會以及翻譯經典的重要組織者，曾奉命鑒別皇宮和京城中的藏傳佛教之藝術品，所以他的傳記，是研究藏傳佛教藝術史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是了解在藏傳佛教大師中，這一位身為清朝大國師的一生傳奇性故事。
序
從元代開始，藏傳佛教受到元、明、清三朝皇室的尊崇，一大批藏傳佛教的高僧相繼涉足於皇家宮廷，朝廷通過這些高僧影響藏族、蒙古族地區，藏傳佛教又依靠朝廷的支援擴大自己的影響，成為的政治、宗教文化現象。在這些活動於宮廷的高僧之中，無論從交往時間之長久、尊信之專一，影響之廣大、關係之密切的哪一個方面來說，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的關係都是十分突出的。如果我們對此進行比較全面的分析探討，就可以從中瞭解清朝皇室與藏傳佛教關係中的一個重要側面，掌握藏傳佛教的高僧在宮廷活動的大致情形。
章嘉‧若必多吉又名章嘉‧意希丹貝准美貝桑布，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誕生在甘肅諒州（今甘肅省武威市）西蓮花寺附近的一個牧民家中。其父名古茹丹增，土族人，原是青海湟水流域祁土司的屬民，後舉家遷往涼州放牧，落藉於當地的藏族部落。在他出生的時候，青海藏傳佛教的大寺院佑寧寺正向西北方向尋找二世章嘉活佛的轉世，發現了他這個靈異嬰兒，並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經過理藩院奏准，認定他為二世章嘉活佛的轉世。次年六月，佑寧寺僧眾以隆重的禮儀將他迎入佑寧寺坐床。這樣，年僅四歲的若必多吉就成為第三世章嘉活佛，繼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會關係，具備了與清朝皇室建立聯繫的條件。
二世章嘉活佛名為阿旺洛桑卻丹，生於順治元年（1644年），幼年入佑寧寺為憎，十一歲時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朝覲路過青海，為他傳授沙彌戒。康熙元年（1662年），他去西藏繼續學經，又從五世達賴喇嘛受比丘戒，在拉薩哲蚌寺獲得「林塞」（格西學位的一種）學位。他在西藏學佛二十多年，不僅佛學造詣很深，而且與五世達賴喇嘛、五世班禪等藏傳佛教的上層人士有廣泛聯繫。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返回青海，在佑寧寺講經傳法。此時，因蒙古喀爾喀部的土謝圖汗與紮薩克圖汗為爭奪屬民長期糾紛，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也插手其間，所以清朝派人入藏，要達賴喇嘛派人與清朝大臣一起去漠北調解喀爾喀部的糾紛。達賴喇嘛（當時五世達賴喇嘛已去世，第巴桑結嘉措匿喪不發。仍以五世達賴喇嘛喇嘛的名義處理各項事務）派遣第四十四任甘丹赤巴羅追嘉措前往。羅追嘉措是青海塔爾寺所轄米納部落人，在西藏學佛時與二世章嘉活佛關係密切，所以在途經青海時又邀請二世章嘉活佛與他一起前往。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庫侖伯勒齊爾舉行了會盟，由於羅追嘉措和清朝派出的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的努力，紮薩克圖汗與土謝圖汗不顧噶爾丹派來的代表的挑剔指摘，達成了和平協定。次年，二世章嘉活佛與羅追嘉措一起到北京向康熙帝奏報，深受康熙帝器重。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羅追嘉措與二世章嘉活佛一起返回青海，羅追嘉措於當年去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二世章嘉活佛奉召進京，駐錫法淵寺，被任命為紮薩克達喇嘛，連隨從的十五人也由清朝供給生活口糧，這是曆輩章嘉活佛擔任清朝朝廷職務的開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第巴桑結嘉措公佈五世達賴喇嘛之喪，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舉行坐床典禮，二世章嘉活佛奉康熙帝之命，帶著送賜給六世達賴喇嘛的金冊、金印入藏，參加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在途經青海時，他與額駙阿拉布坦勸諭青海和碩特部諸台吉正式歸附清朝，進京朝見康熙帝，為康熙帝乘戰勝準噶爾噶爾丹之威，收服青海蒙古各部立下了功勞。他在回京途中於多倫諾爾及長城沿線創修寺院，組織內蒙古各處僧人學佛，在內外蒙古各部中樹立起影響。
當時正值哲布尊丹巴與喀爾喀部從內蒙古返回漠北，使內蒙古廣大地區缺乏一位有影響的藏傳佛教領袖，所以康熙帝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任命他為多倫諾爾總管喇嘛事務的紮薩克喇嘛，每年冬春居住北京，夏天到多倫諾爾避暑傳法。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又進一步封他為灌頂普慈廣慧大國師，賜給金印。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巡幸多倫諾爾，二世章嘉活佛隨行，康熙帝看到內蒙古各地的僧人都到彙宗寺學法，十分高興，對二世章嘉活佛說：「黃教之事，由藏東向，均歸爾一人掌管。」這就將章嘉活佛提升到與達賴喇嘛、班禪、哲布尊丹巴相似的掌管一方格魯派教務的教主地位。
二世章嘉活佛不僅受到康熙皇帝的尊崇，而且與當時還在藩邸的皇四子雍親王（即後來的雍正皇帝）關係十分密切。雍正帝即位後編了一本《御制語錄》，在後序中詳細 述了他向二世章嘉活佛學法的情形。其中說：「聖祖敕封灌頂普惠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圖克圖喇嘛，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權善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又說：「章嘉呼圖克圖喇嘛實為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 雍親王還自己出資購買法淵寺加以整修，獻給二世章嘉活佛居住，並請康熙帝賜寺名為嵩祝寺（該寺位於北京故宮東北的沙灘，至今仍有少部分建築留存）。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五月，二世章嘉活佛在多倫諾爾圓寂。他在朝廷活動二十多年，為章嘉活佛系統與清朝皇室的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直接為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的關係奠定了基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帝即位。此年，青海發生了波及青海各部的羅卜藏丹津反清之亂，章嘉‧若必多吉駐錫的佑寧寺當時是主要的反清據點之一。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清軍在年羹堯、岳鍾琪率領下攻打佑寧寺，殺僧俗六千餘人，燒毀全部寺院建築。章嘉‧若必多吉在戰鬥發生之前即被僧人帶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躲藏起來，雍正帝想起與前世章嘉活佛的關係，以五晝夜由北京傳至西寧的急詔，命令年羹堯將章嘉活佛的轉世靈童送往京城，不得有分毫傷害 。年羹堯威迫佑寧寺派人接回章嘉‧若必多吉，至岳鍾琪軍營降順，並隨清軍到達西寧。因有雍正帝之命，年羹堯將章嘉‧若必多吉奉為上賓，優禮有加。章嘉‧若必多吉在西寧出痘，清軍為他招請名醫治療，康復後還設宴唱戲祝賀。當年，遵雍正帝之命清軍將章嘉‧若必多吉護送到北京，此時他年僅八歲。
對於章嘉‧若必多吉進京後的生活，雍正帝親自作了周到的安排，命令當時在朝廷的二世土觀話佛卻吉嘉措負責照料，教給他站、跪，行步等朝見禮儀。當雍正帝駕臨土觀活錦居住的旃檀覺臥寺時，章嘉‧若必多吉出院門跪迎，雍正帝將他抱起，進入屋中坐在同一坐墊之上 。不久，雍正帝命章嘉‧若必多吉移居嵩祝寺，准他按前世所受封賞乘坐黃幛馬車，坐九龍褥。雍正帝這樣做，自然不僅是懷念前世章嘉活佛，還因為他看到在羅卜藏丹津之亂中青海各寺廟和僧人紛紛回應，有的還聚集數千僧俗手持兵器與清軍對抗，力量不可輕視，因此決心對章嘉‧若必多吉從小加以培養，使他能夠在清朝皇室與藏傳佛教的關係中成為重要的橋梁。
雍正帝不僅讓章嘉‧若必多吉跟隨土觀活佛學習藏傳佛教，並且命他與皇四子弘曆 （印後來的乾隆皇帝）等皇子一同讀書多年，因此章嘉‧若必多吉不僅在佛學方面很有造詣，還學會了漢、蒙古、滿等民族的語文 。特別是他與比他大六歲的乾隆皇帝有了同窗之誼，自幼相知，這在歷史上的高僧和帝王的交往中也是一個十分罕見的特例。據《章嘉‧若必多吉傳》記載，在這期間，每當夏季苦熱時，雍正帝命他與土觀活佛一起到京城西郊的皇家園林居住，飲食用品也由皇室供給，另外還經常召請他們進宮，與雍正帝尊信的漢僧一起交流修法體驗等 。在雍正帝於皇宮內舉行的這些御前法會上，經常有親王，重臣參加，受封為寶親王的弘曆也是其中之一，他還有一個法號叫長春居士，因此，雖然缺乏直接的記載，但是我們可以推想弘曆與章嘉‧若必多吉在青少年時的交往應當是很頻繁的，這種交往對他們各自一生的思想和事業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雍正十二年（1 734年），雍正帝依前世章嘉活佛之例正式封章嘉‧若必多吉為「灌頂普善廣慧大國師」，並賜金冊、金印等。當年八月，章嘉‧若必多吉奉命與果親王一起去泰寧會見七世達賴喇嘛，並與副都統福壽一起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從泰寧返回拉薩。次年十月，當章嘉‧若必多吉在日喀則從五世班禪受沙彌戒和比丘戒時，傳來了雍正帝去世的消息，於是章嘉‧若必多吉匆忙從西藏返回北京，朝見新繼位的乾隆帝。乾隆帝立即下令將掌管京城喇嘛事務的大印交給章嘉‧若必多吉，封他為掌印喇嘛。乾隆八年（ l 743年）又賜御用金龍黃傘，乾隆十六年（171 5年）又賜「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之印」，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欽定駐京喇嘛的班次時，以章嘉活佛為左翼頭班。在清代的受封的佛教僧人中，只有章嘉活佛被封為大國師，可見其地位之重要。
除了按規定發給口糧俸銀之外，每逢年節，以及傳法、誕辰之日，乾隆帝還要賜給章嘉‧若必多吉大量財物。《章嘉‧若必多吉傳》記載。當他五十、六十、七十壽辰時，乾隆帝都提前於上一月的二十二日派內務府大臣到嵩祝寺獻禮。禮品中除了眾多的金佛、銀塔、玉器之外，哈達、綢緞、鼻煙壺、馬蹄金、馬蹄銀等都以「九」為單位。次日，乾隆帝還要親臨章嘉‧若必多吉的居室，頒給祝壽的詔書，並命內務府為章嘉‧若必多吉舉行壽宴，演出歌舞戲劇，以示慶賀。在乾隆帝的帶動下，蒙古各旗王公及朝中大臣權貴也紛紛向章嘉‧若必多吉獻禮祝壽。有一次在五臺山上，乾隆帝見章嘉‧若必多吉的寢室不夠寬敞，立即賜銀一萬兩讓他擴建，接著又將大臣們為乾隆帝在五臺山修建的一座寢宮賜紿章嘉‧若必多吉。乾隆十年（1 745年），當雍和宮改建為藏傳佛教的寺院後，章嘉‧若必多吉向乾隆帝傳授了「勝樂」灌頂，乾隆帝跪受灌頂，並向章嘉‧若必多吉奉獻了以一百兩重的金質曼扎為主的各種供養品 。
在日常的禮儀方面，乾隆帝和章嘉‧若必多吉之間自然要嚴守君臣之禮。但是，乾隆帝也多次突破這種禮節規定，對章嘉‧著必多吉表示特別的尊崇。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年初，章嘉‧若必多吉在進藏辦理七世達賴喇嘛去世後委任攝政、認定轉世靈童等事宜後返抵北京，乾隆帝出寢宮院門迎接，並按滿族的禮節與章嘉‧若必多吉行抱見禮，相互問候，並互獻哈達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到熱河、北京朝見時，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帝的第六子是最主要的陪同者，乾隆帝曾特別傳令准許六世班禪乘轎至避暑山莊的寢殿內，章嘉‧若必多吉乘轎至寢殿門外。乾隆帝在太和殿會見和宴請六世班禪時，特許六世班禪乘至殿前第三層臺階，章嘉‧若必多吉乘轎至第二層臺階 。平時，章嘉‧若必多吉乘黃幛馬車可出入東華門，以致「都人士女，爭取帕鋪途，以為轂壓過，即為有福 。」
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天，乾隆帝與章嘉‧若必多吉一起上五臺山，在菩薩頂舉行祈願法會，乾隆帝讓章嘉‧若必多吉與他同坐住一個座墊上，並說：「與呼圖克圖坐在一個座墊上，朕便覺得安樂。」 乾隆帝有時甚至不惜違背朝廷的規章，以滿足章嘉‧若必多吉的願望。有一次章嘉‧若必多吉患了手腳麻木、視力衰退的重病，久治不愈，對乾隆帝說如果能教人一命，或者可以得福而治癒，於是乾隆帝下令赦免一名正要執行死刑的囚犯，為章嘉‧若必多吉求福 。乾隆帝明知為了喇嘛而赦免死囚是史家所痛斥的元朝弊政之一，卻也偶爾行之，這正表明了他對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之隆。
尤其難得的是乾隆帝對章嘉‧若必多吉的尊崇真正是做到貫徹始終，直至章嘉‧若必多吉去世後，無有改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乾隆帝去五臺山進香，命章嘉‧若必多吉也於三月至五臺山接駕。乾隆帝所題《至靈鷲峰文殊寺即事成句》，說： 「開塔曾聞演法華，梵經宣教率章嘉（是日章嘉國師率為喇嘛誦經迎駕）。」乾隆帝離五臺山時，章嘉‧若必多吉已患病，仍堅持送行。四月初二日章嘉‧若必多吉在五臺山圓寂，遺言不要保存遺體，火化後裝入銅塔存放五臺山鎮海寺。乾隆帝聽到章嘉‧若必多吉去世的消息後大為悲慟，以七幹兩黃金造金塔安置章嘉‧若必多吉的遺體。在五臺山掘石窟安藏，又建大石塔於鎮海寺紀念，還派章嘉‧若必多吉的侄子拉科呼圖克圖去西藏各大寺院發放佈施，做超薦法事。
在乾隆帝興建皇室喇嘛寺院的各項工程中，章嘉‧若必多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在與章嘉‧若必多吉商議之後，決定在京城之內建立一座正規的喇嘛寺院。於是由章嘉‧若必多吉主持，改建雍正帝即位前居住過的雍王府（雍和宮）為喇嘛寺院，修建了大經堂、三世佛殿、戒壇，藥師殿，法輪殿、天王殿等，並從內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七部以及藏漢地區集中五百名年輕憎人，按照藏傳佛教的制度設立顯宗、密宗、醫宗等扎倉。雍和宮各佛殷的供佛基金和僧人們的生活給養都由清朝政府按月發給。各扎倉的堪布和教師等則由西藏各大寺院派遣有學識的僧人擔任，而雍和宮的所有宗教事務都由章嘉‧若必多吉掌管。
雍和宮改寺之後，章嘉‧若必多吉還參與了乾隆帝在北京，熱河興建喇嘛寺院的許多工程。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逢乾隆帝的母親孝聖皇太后六十大壽，乾隆帝為了給母親祝壽，改北京西郊甕山為萬壽山，在山前營建大報恩延壽寺，在山後修建喇嘛寺院。章嘉‧若必多吉負責山後香岩宗印之閣的四層金頂佛殿的修建及殿內密宗佛像的塑造，並依照雍和宮的制度，徵集內蒙古各旗的僧人來此誦經學法 。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在平定準噶爾部達瓦齊之亂後，依蒙古各部王公的請求，在熱河仿照西藏桑耶寺的形式修建了普寧寺。該寺建成後，乾隆帝與章嘉‧若必多吉一起到該寺舉行開光典禮，並從蒙古各旗徵集僧人入該寺學經。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時逢孝聖皇太后八十壽辰，蒙古各部王公紛紛要求到熱河祝壽，乾隆帝又在熱河仿照拉薩布達拉宮修建了菩陀宗乘之廟。以後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又仿照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在熱河修建了須彌福壽之廟，供六世班禪來熱河朝見時駐錫之用。
關於章嘉‧若必多吉在這些工程中的作用。從乾隆帝自己撰寫的《普樂寺碑記》中可見一斑。按該碑文記載，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帝因為平定新疆之後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族首領來熱河朝見日益增多，需要增建新的寺廟供他們瞻禮，恰好熱河避暑山莊東北面磬錘峰下的普寧寺和安遠廟之間地勢空曠，於是決定在該處建寺。在徵詢章嘉‧若必多吉的意見時，他說：「大藏所戴，有上樂王佛，乃持輪王化身，居常向東，洪濟群品。必若外辟重闉 ，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闍城，為磴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峰對者，則人天鹹遂皈依。」 於是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主持，於該年正月動工建寺，到次年八月完工，此即承德外八廟中形製獨特的普樂寺。
尤其重要的是，章嘉。若必多吉還參與了乾隆帝興建滿族的喇嘛寺院的工程。 《章嘉‧若必多吉傳》記載說：「大皇帝詢問章嘉國師：『我們滿族人自博克多訐（即請太宗皇太極）居住莫頓（即盛京，今遼寧省瀋陽市）的時期起，直到現在，雖然信奉佛教，卻沒有出家的習慣。如今想在京城西面的山腳下建立一座寺院，內設一所全部由新出家的滿族僧人居住的扎倉，你看如何？』章嘉國師回答說：『博克多汗與格魯派結成施主與上師的關係以後，在莫頓建有僧伽和佛堂。後來遷都北京，曆輩先帝和陛下都尊崇佛教，建立了寺院和身、語、意所依止處，成立了僧伽，盡力推廣佛教。如今又想創立前所未有的例規，建造佛寺，振興佛教，自然是功德無量，聖恩浩蕩。』於是，按照皇上的旨意，由國庫撥款，修建了一座形式與雍和宮相仿的佛教大寺院，內有佛殿和僧舍。章嘉國師主持了盛大的開光儀式，並擔任這些初出家的滿族僧人的堪布，為他們傳授近事戒和沙彌戒。皇帝下令說：『在此寺聚誦時，必須全部用滿語誦經，因此所誦經典務必譯成滿文。』章嘉國師翻譯了各種儀軌和修法的經籍，並因西藏誦經的語調不適合用滿語念誦，還專門為用滿語誦經者製定了新的誦經語調。
章嘉‧若必多吉主持修建的這座滿族僧人的喇嘛寺院，即位於北京香山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興建的供奉文殊菩薩的寶相寺，現巳不存。此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在熱河興建了殊象寺，其規模形式以及喇嘛全用滿人等，都與香山寶相寺相同。
清朝從康熙帝開始就十分重視佛經的翻譯對勘工作，康熙帝曾組織大量人力對勘藏文大藏經，二世章嘉活佛是主要參加者之一。康熙帝還命二世章嘉活佛等人，在元、明兩朝翻譯佛經的基礎上，將藏文大藏經《甘珠爾》部分全部譯成蒙文。乾隆帝即位之後，更為重視這一工作。章嘉‧若必多吉精通多種語文。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精深的佛學知識，自然是負責這項工作的理想人選。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下令說：「如今佛教盛行於蒙古，先前遵照聖祖康熙皇帝之命巳將《甘珠爾》譯成蒙文刊行，然而蒙譯全本《丹珠爾》前所未見，章嘉呼圖克圖宜主此事，將所有疏釋佛語之論疏翻譯成蒙文。」接到乾隆帝的命令後，章嘉‧若必多吉在進行翻譯之前，先將經籍中的名詞術語的譯法統一彙集，加以釐定，編成蒙、藏兩種文字對照的佛學辭彙，題名為《正字──賢者之源》，刊佈流行。經過三年的準備。於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開始翻譯，到次年十一月全部完成蒙譯《丹珠爾》的工作，將譯稿進呈乾隆帝裁定。乾隆帝大喜，立即命內府刻印發行，傳佈蒙古各地。此時章嘉‧若必多吉不過三十五歲，即完成了如此艱巨的翻譯工作，故深受蒙藏佛教界人士讚許，七世達賴喇嘛還專門從拉薩寫信給他表示祝賀。
約從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開始，配合修建滿族僧入的寺院，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負責將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以及部份藏漢文的論疏翻譯成滿文，乾隆帝還親自參加了校審的工作。《章嘉‧若必多吉傳》記載說：「文殊大皇帝認為，自己出身的滿族人口為多，對佛教獲得信仰者也為數不少，但是語言文字與別族不同，以前也沒有譯成滿文之佛教經典，若將佛說《甘珠爾》譯成滿文。實在是造福於後代之善舉，遂命章嘉國師將《甘珠爾》譯成滿文。於是從學府成績優異的人員和在京的喇嘛中選擇通曉語言文字的人員，與幾名學識精深的和尚一起開始翻譯經卷。每譯完一函，由章嘉國師詳加校審，逐捲進呈皇上審閱，皇上在審閱中又更正了一些有疑問及不妥當之處。皇上悉心審閱後，還要作譯後記，因此經過多年，始告全部譯成」 。禮親王昭（木＋連）所著的《嘯亭雜錄》中也說：「乾隆壬辰（1 772年），上以大藏佛經有天竺，番字、漢文、蒙古諸翻譯，然其禪語深邃，故漢經中咒偈，惟代以翻切，並未譯得其秘旨。清文句意明暢，反可得其三睞，故設清文經館于西華門內，命章嘉國師經營其事，達天、蓮筏諸僧人助之，考取滿文謄錄，纂修若干員，翻譯經卷。先後十餘年，大藏告蕆，然後四體清字始備焉。」 在翻譯過程中，還由章嘉‧若必多吉奏定條例清單，規定哪些應該翻譯，哪些後人的著述不必翻譯。還有一些乾隆帝認為不利於清朝的著述，如錢謙益的《楞嚴蒙抄》，則下令撤毀。這樣一來，經過翻譯佛經也同時進行了一番整理選擇，將不合乾隆帝口味的一些學者著作從佛教論著中清理出去。
章嘉‧若必多吉受到乾隆帝的尊崇和封賞，自然與清朝的命運緊密相連。每當朝廷遇到重大事件。章嘉‧若必多吉都要以佛教高僧的身份祈祝佛法護佑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緬甸軍隊進攻雲南的盞達、隴川等地，中緬發生戰爭。乾隆帝派兵出征，並降旨召回在五臺山坐靜的章嘉‧若必多吉，命他在永安寺（今北京北海公園瓊島白塔下的寺院，寺名仍然叫永安寺）作為期七天的法事，供奉吉祥退敵天女，護佑清軍戰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軍攻打金川的戰事激烈進行，章嘉‧若必多吉又多次奉乾隆帝之命舉行為擲食子供神的法事，祈禱清軍戰勝。
這些都是乾隆帝要章嘉‧若必多吉以佛教的法力（無論乾隆皇帝自己是真的相信還是僅僅把這作為鼓舞軍心民心的一種方法）來幫助朝廷。但是，章嘉‧若必多吉與乾隆皇帝之間的關係，自然不會僅限於宗教事務方面，由於章嘉‧若必多吉的宗教領袖的身份以及他兩次入藏、多次到多倫諾爾，使他對蒙藏上層首領及宗教人士的實際狀況和心理活動有深刻的瞭解，並與他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同時他又長期生活在朝廷，對清朝處理蒙藏事務的大政方針也很清楚，因此他對乾隆帝處理有關西藏及蒙古的一些事務能提出意見，協助實施，起到參謀和助手的作用，甚至有時還能犯顏直諫，糾正乾隆帝的某些錯失。
乾隆十五年（1 750年）十月，西藏發生了瑞爾默特那木扎勒之亂。長期受雍正、乾隆帝重用的頗羅鼐病故後，其次子珠爾墨特那木扎勒承襲郡王爵位，權勢過重，驕縱日甚，被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執殺。珠爾墨特那木紮勒的黨羽又聚為數千，燒毀駐藏大臣官署，殺死傅清和拉布敦。消息傳到北京，乾隆帝在震怒之餘，認為這是對藏人加恩過重所造成的，今後對於藏入不能授以權柄，決心在拉薩建一座漢式大城，設置總督，派一名提督領兵一萬駐紮，並在西藏各地設道，府、知縣等官，將西藏一切事務交由清朝官員處理 。正如乾隆帝在該年十一月丙寅的上諭中所說：「西藏經此番舉動，正措置轉關一大機會。……至珠爾默特那木紮勒之子，必不可留，其所有資為，歲入必極豐富，若入官為駐藏大臣公用，是供駐兵幹人而有餘。……將來不但西藏應留兵駐守，即打箭爐為西藏咽喉，亦應添駐重兵。以方今時勢言之，國家全盛之力，豈以添兵多費為虞耶？」 在這種情況下，章嘉‧若必多吉長跪不起，向乾隆帝懇切祈求：「陛下父祖竭力尊崇佛教，尤其陛下是最為關心佛法事務的大法王，西藏乃教法發源之地，如果按聖上所下的旨令，西藏地方的佛教必將衰微，萬望陛下無論如何以恩德護持佛教。」這實際是提醒乾隆帝注意西藏的民族和宗教的特點，照顧藏傳佛教固有的地位和利益，不要在西藏採用與統治內地相同的辦法。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勸阻下，考慮到西藏的實際情況，乾隆帝最後收回成命，決定將西藏的政教權力交給七世達賴喇嘛，由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共同掌管西藏事務，由此確定了達賴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的制度。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七世達賴喇嘛在拉薩去世，乾隆帝派章嘉‧若必多吉入藏主持認定七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當時西藏的幾個護法降神指認不同，長期爭執不下。章嘉‧若必多吉請六世班禪指認後藏托蔔加地方出生的堅白嘉措為第八世達賴喇嘛。同時。乾隆帝還任命第穆活佛阿旺堅白德勒嘉措為攝政，在八世達賴喇嘛成年之前掌辦政教事務，代行達賴喇嘛的職權。章嘉‧若必多吉在拉薩對本來地位並不太高的第穆活佛表示非常敬重和支援，使得西藏地方政權的攝政制度順利確立下來。但是，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西藏格倉靜修寺的僧人扎德格西仍然認為前藏出生的一個兒童是七世這賴喇嘛真正的轉世，將靈童接至本寺，以致有許多人宣稱這個靈童才是真正的第八世這賴喇嘛，在僧俗人士中造成混亂，影響到清朝在西藏的權威和政局的穩定。駐藏大臣將此事奏報後，乾隆帝大怒，下令將扎德格西和靈童押送北京治罪。章嘉‧若必多吉深知認定活佛的轉世是藏傳佛教中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以壓制和殺戮的辦法去解決會種下長期的爭端，於是向乾隆帝勸諫說：「這樣做對佛教不利，不如將那個靈童送往後藏扎什倫布寺，讓他做班禪大師的侍從，不僅對眼下有利，事情也會如泉水自幹，對達賴喇嘛的事業也不會帶來危害。」這一意見為乾隆帝所採納，赦免了扎德格西和靈童的死罪，平息了一場風波。
章嘉‧若必多吉還利用他在蒙古各部中的巨大影響來幫助乾隆帝鞏固對蒙古族地區的統治。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當清朝為平定準噶爾部阿睦爾撒納之亂在新疆用兵的緊急時刻，因喀爾喀部的達爾漢親王額琳沁多爾濟在陪同阿睦爾撒納進京朝見的途中，放阿睦爾撒納逃脫，被乾隆帝賜死，引起其弟二世哲布尊丹巴和各部王公的強烈不滿，喀爾喀人心浮動，圖謀反清。此時扎薩克圖汗部郡王青袞咱蔔發動「撤驛之變」，阻斷清軍的後勤通訊，以二世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各部也準備起兵反清。在這緊急時刻，乾隆帝命章嘉‧若必多吉迅速前往喀爾喀談判。章嘉‧若必多吉在動身前往時，先寫信給二世哲卜尊丹巴，說明不能作亂的道理，派自己的侍從星夜送去。二世哲布尊丹巴接信後，聽從章嘉‧若必多吉的規勸，命諸部首領罷兵，變亂遂告平息，使乾隆帝度在處理喀爾喀的問題上度過了一大難關。
喀爾喀部的哲布尊丹巴的轉世問題，在乾隆年間也是一大難題。一世和二世哲布尊丹巴活佛都是出自土謝圖部汗王家族中，二世哲布尊丹巴是土謝圖汗部達爾漢親王敦多布多爾濟之子，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二月去世。乾隆帝因哲布尊丹巴轉生於喀爾喀部王公家中，政教權力集中於一家，權力過重，不便控制，於是遣使西藏，指令讓三世哲布尊丹巴出生於藏族地區，於是認定里塘出生的意希丹貝尼瑪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乾隆帝的這一做法引起喀爾喀部的王公和僧人們強烈反感，開會集議，由庫倫辦事大臣桑齊多爾濟轉奏，要求讓三世哲布尊丹巴居住在多倫諾爾，不要到喀爾喀部，遭到乾隆帝的斥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下令第三世哲布尊丹巴送往庫倫，途經多淪諾爾時，由章嘉‧若必多吉給他剃度授戒，並陪同他到熱河朝見乾隆帝，但是三世哲布尊丹巴抵庫倫坐床後，一些喀爾喀部的蒙古僧入仍對藏族出身的第三世哲幣尊丹巴不予承認。
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有一個喀爾喀僧人宣稱自己的侄子是二世哲布尊丹巴的真正轉世。引起乾隆帝的極大忿怒，準備從嚴治罪。後來也是在章嘉‧若必多吉的建議下，將那個喀爾喀僧人及其侄子遷到熱河的寺院中，避免了事態擴大。正因為章嘉‧若必多吉在處理喀爾喀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世哲布尊丹巴洛桑圖丹旺秋（為八世達賴喇嘛的伯父之子）從西藏去喀爾喀部時，乾隆帝又命章嘉‧若必多吉到多倫諾爾為四世哲布尊丹巴剃度並授沙彌戒，然後與哲布尊丹巴一同到熱河朝見。
由於乾隆帝倚重章嘉‧若必多吉協助處理蒙古事務，所以章嘉‧若必多吉的影響不僅及於內外蒙古及新疆、青海，就是遠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蒙古土爾扈特部也對他十分崇信。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萬里回歸祖國的土爾扈特部的首領渥巴錫等人到熱河朝見，土爾扈特部諸首領除向乾隆帝獻禮外，還專門向章嘉‧若必多吉獻禮。回歸的土爾扈待部的主要首領之一台吉雅蘭丕爾還向乾隆帝請求，情願捨棄妻子、財產和屬民，跟從章嘉‧若必多吉受戒出家。經乾隆帝同意後，雅蘭丕爾成了章嘉‧若必多吉的近侍弟子，不再返回本部。
總之，章嘉‧若必多吉通過與乾隆帝的密切關係，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種關係，為後來清朝諸帝和曆輩章嘉活佛所繼承。歷代章嘉活佛與清朝皇室的關係，是研究清代藏傳佛教史的重要內容之一。
對章嘉‧若必多吉這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漢文史籍中卻缺少系統的記載，使後人難以對他有全面的瞭解。但是他又是一個受到各方面關注的人物，在研究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歷史、藏傳佛教藝術史、寺廟史、承德、北京、五臺山的藏傳佛教史等方面，他都是一個學者們經常要提到的人物。在藏文史料中，有他的弟子土觀‧洛桑卻吉尼瑪給他寫的這部傳記。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是今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松林鄉人，藏族，西元一七三七年（藏曆第十二饒迥火蛇年）生，六歲時被認定為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佑寧寺土觀呼田克圖阿旺卻吉嘉措的轉世靈童，被迎請到佑寧寺坐床，成為第三世土觀活佛，並跟從當時青海著名學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覺受戒。土觀呼圖克圖是清代青海著名的轉世活佛，為甘青藏區八大駐京呼圖克圖之一。土觀‧洛桑卻吉尼瑪年青時在佑寧寺學習佛教因明學多年，十九歲時（1755年）前往拉薩，入哲蚌寺郭茫扎倉學經。在拉薩七年，他主要從甘南拉卜楞寺的二世嘉木樣活佛晉美旺布為師學習因明，同時向六世班禪貝丹益西、章嘉‧若必多吉等人學習密宗典籍。一七五七年‧若必多吉到西藏處理七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的政務，解決認定七世達賴喇嘛的轉世的問題，土觀‧洛桑卻吉尼瑪在拉薩與章嘉活佛交往甚密。一七六一年，他返回青海，任佑寧寺第三十六任往台。一七六三年 （乾隆二十八年），他二十七歲時奉詔進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禪師等職，頗受乾隆帝垂青。他在京任職期間與章嘉‧若必多吉在清廷活動奔走，使毀于青海羅卜藏丹津之亂的佑寧寺得以全面修復，井參與了《四體清文鑒》、《滿文大藏經》的編纂工作，因而得到朝廷和佛界人士的敬重。他從北京返回青海後，於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任青誨塔爾寺法台，在塔爾寺建立土觀噶爾哇（活佛公館）。後來他常住佑寧寺，專心著述，於西元一八○一年（藏曆第十三饒迥鐵雞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是我國著名的佛學大師．宗教史學家和文學家。他的著作甚多，全集共計十七函五千七百余葉。他的名作有《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宗派源流晶鏡史》、《佑寧寺志》、《密宗經義》，《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自傳》及詩集等。《宗派源流晶鏡史》成書於一八○一年，全面而扼要地為述了印度早期各種宗教及佛教、藏傳佛教各教派及苯教、是研究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著述。此書在十九世紀末由印度人達斯譯成英文，流布各國，現在有日文等譯注本，國內有劉立千先生的漢譯本。土觀‧洛桑卻吉尼瑪的全集首先由青海佑寧寺刻版刊行，拉薩布達拉宮印經院和四川德格印經院都曾翻刻印刷過他的著作。
以這樣一位藏傳佛教的大師和傳主的親密弟子來寫章嘉‧若必多吉的事跡，自然是其他史料所難以企及的。因此，可以說土觀‧洛桑卻吉尼瑪的這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是關於章嘉‧若必多吉的最為詳盡的資料，同時也是藏傳佛教的人物傳記作品中的上乘之作。為了給研究章嘉‧若必多吉和青海藏傳佛教歷史提供資料，我們1986年在青海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工作時翻譯了本書，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幾年以後即售罄，後來不斷有人通過各種渠道尋求此書，卻難以找到。現在出版社要將本書重新出版，以滿足讀者的需要，相信會受到廣大關心藏傳佛教的讀者們的歡迎，同時我們真誠希望讀者對翻譯中的問題提出批評指正。
譯者
2004年2月記於北京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目錄
中譯本序言
前 言
第 一 章 誕 生
第 二 章 被迎至佑寧寺坐床
第 三 章 到北京受文殊大皇帝尊崇
第 四 章 聞思佛法經論
第 五 章 受封為國師
第 六 章 護送七世達賴喇嘛進藏
第 七 章 從班禪大師受具足戒
第 八 章 受封為駐京掌印喇嘛
第 九 章 與達賴喇嘛寄詩講論教法
第 十 章 撰寫《宗派建立論》
第 十 一 章 為文殊大皇帝宣講佛法
第 十 二 章 蒞臨佑寧寺弘法
第 十 三 章 在北京建寺立廟
第 十 四 章 再次前往西藏弘揚佛法
第 十 五 章 認定達賴嘛嘛的轉世靈童
第 十 六 章 剃度哲布尊丹巴出家
第 十 七 章 重回佑寧寺
第 十 八 章 在五台山修習
第 十 九 章 為心傳弟子轉動法輪
第 二 十 章 滿文《甘珠爾》之翻譯
第 二十一 章 班禪大師進京陛見
第 二十二 章 大皇帝慶賀章嘉國師七旬大壽
第 二十三 章 圓 寂
後 記
附 錄
章嘉國師的弟子
章嘉．若必多吉著作目錄
御制楞嚴經序
御制清文翻譯大藏經序
高宗純皇帝御制喇嘛說
御制語錄後序
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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